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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視點

曹淑江、王敏:新時代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問題初探
日期:2023.10.08

[摘 要]新時代我國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是培養創造性高級專業人才以及開展基礎研究、學術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究。普通技術研發等創新活動的主體是企業,不是研究型大學。在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下,研究型大學的功能可以適當向市場方面拓展。但是,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功能曾經向市場化方向拓展過度,核心功能一度被弱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采取措施,廓清了研究型大學與企業以及其他類型高校的分工,逐步規范大學和教師行為,糾正了研究型大學功能市場化拓展過度問題,新時代研究型大學更加聚焦于承擔核心功能。

[關鍵詞]研究型大學;核心功能;關鍵技術研究;過度市場化拓展

一、引言

研究型大學是以學術研究和培養高級專業人才為主要功能的高等教育機構。人們普遍認為,現代研究型大學還具有社會服務功能。表面看來,研究型大學的功能是明確的,但是,由于對“學術研究”“科研”“創新”“社會服務”等活動的理解不同,人們對研究型大學功能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對研究型大學功能特征的認識有模糊之處。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功能邊界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研究型大學的業務活動向市場方向拓展中一度有所失控,在科研、教育教學活動中存在過多的市場化行為,造成了研究型大學在功能定位方面曾經存在錯位現象。研究型大學曾經通過市場途徑舉辦各種類型的培訓班、本科課程班、研究生課程班等;教師為賺取額外收入,私自為各類升學考試、證書考試輔導班上課,在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兼課??蒲谢顒又幸灿蓄愃魄闆r。研究型大學的部分科研課題實質就是普通技術服務、管理咨詢、決策咨詢。例如社會科學研究橫向課題中很大一部分是為企業提供管理和發展咨詢服務,幫助企業確定市場定位、設計薪酬方案等。事實上,需要這類服務的企業應該從市場上購買,由咨詢公司提供,大型企業也可以自設機構自我提供。但是,我國的研究型大學一度把開展這些服務活動作為其職能,把教師從市場上、公司中獲得這類課題的數量和研究經費數量列為教師考核的重要指標,納入教師考評范圍,鼓勵教師從事“技術咨詢”“研究咨詢服務”。有的教師在多家企業、上市公司兼職,還有的以他人名義舉辦公司,實際由自己來經營。部分研究型大學鼓勵有技術專利的在職教授辦企業,允許在崗教師當企業老板。其結果是這些“老板型”教師領取國家財政支付的工資,利用學校的實驗室、圖書資料等研究資源,利用博士生、碩士生作為廉價的高級研發人員,開展營利性技術研發、咨詢以及其他服務活動,為教師獲取個人利益,教師行為嚴重“商人化”,學校企業化。

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不清,弱化了大學的學術研究、基礎研究,影響了學術型人才、研究型人才的培養質量,也干擾了正常研發市場與咨詢服務市場的競爭,造成研究型大學與其他類型高校、研究型大學與企業之間的分工混亂。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種現象得到糾正。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明確強調各類高校準確定位的重要性,并提出“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茖W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新時代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功能如何定位,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功能定位有哪些變化,還有哪些問題有待解決,本文將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二、研究型大學核心功能的經濟學解釋

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科學劃分研究型大學與企業等市場組織、研究型大學與其他類型高校的分工?;A研究、學術研究是探討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發展中未知規律的活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科學以探究真理、發現新知為使命。一切真正原創的知識,都需要沖破現有的知識體系”?;A研究、學術研究的“產品”是高深學問。這種高深學問本身往往沒有直接的實用價值、市場價值,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學術成果、高深學問的“無用性”。但是,基礎研究、學術研究成果加深了人們對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的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學術價值,也是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理論先導,這也就是弗萊克斯納所指的“無用知識的有用性”。需要指出,有些重大突破性、原創性科學理論在提出的初期,人們甚至對其理論價值、學術價值也暫時認識不清,這恰恰才是基礎研究、學術研究的價值和魅力所在。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坂井豐貴指出:“研究‘所有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領域,才是學術研究的基石?!?/p>

與基礎研究、學術研究不同,現代社會中的創新(包括管理創新)、技術研發恰恰是市場導向的創造性活動,這類活動從一開始就瞄準成果的“有用性”,以產品的市場價值為目標。雖然創新研發往往伴隨著技術革新,但是其直接動機并不是為了技術進步本身,而是因為創新可以市場化并帶來貨幣租金,以達到追求經濟收益的目的?;A研究、學術研究與技術研發創新是不同類型的創造性活動,遵循不同的規律,我們可以形象地將這種本質差異概括為:學術研究、基礎研究將金錢轉換為知識;創新研發則將知識轉換為金錢。

基礎研究、學術研究的特征還可以依據經濟學中公共產品和外部性理論來分析。根據是否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以及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程度,可以把產品和服務劃分為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和混合產品。產品或者服務的類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生產、提供機制,決定了是由政府、市場還是其他混合機制提供。外部性是社會主體之間通過非價格機制傳導(直接施加)的相互作用。公共產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產品的極限情況。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外部性的產品和服務,必定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或者非競爭性,這就是混合產品。私人產品則沒有正的外部性。

數學、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工程技術、醫學、農林科學等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企業、政府和其他組織所需要的技術創新、管理咨詢服務等智力成果,其正外部性的大小各不相同,這些成果、產品和服務的屬性不同。按照正外部性的大小,我們把各種類型的智力成果、產品或服務進行排列,就形成一個連續的譜帶,就像按波長形成的電磁波譜帶、光譜帶一樣。智力成果和服務“譜帶”的一端是技術開發或管理創新等成果,其外部性較小,甚至沒有正的外部性,是私人產品或者服務,依靠市場機制來提供才是有效率的。對此類成果有需求的企業或其他組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研究,也可以從市場中購買。人類的“智力成果譜帶”的另一端是純公共產品性質的學術性研究成果,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學科的基礎研究以及工學、農學、醫學等諸多實用性學科自身的基礎研究,這些研究的成果具有公共產品性屬性。其余的處于“譜帶”中間位置的智力成果和服務是混合產品,都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技術創新與研發成果大都屬于這個類型?,F代社會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把這些混合品人為地轉變成私人產品,充分保護了創新者的利益,阻止了技術創新成果收益的外溢,激勵企業等市場組織進行創新活動。知識產權制度為市場機制在創新和研發中發揮主體作用奠定了基礎,也為廓清大學與企業組織的分工邊界提供了制度保障。

各類學科的基礎研究,其成果是現實世界中為數不多的純公共產品之一,具有極大的正外部性,這種研究活動就是通常所說的學術研究。從經濟學視角來看,公共產品屬性是基礎研究、學術研究的本質特征。之所以有“科學無國界”之說,正是因為科學研究成果是屬于全人類的公共產品。經濟學視角中,研究工作的“學術性”“基礎性”就意味著其成果必須具有公共產品屬性。一些重要學術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甚至無法被當代學者、科學家所完全理解,經過一個時期后,才逐漸被人們領悟。所以,學術研究、基礎研究中市場機制是失靈的,要依靠非市場機制、非市場組織來承擔。這類組織包括研究型大學、非營利的研究機構、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等。提供公共產品屬性的“智力成果”“知識產品”是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之一。即使技術研發與創新是非常復雜的智力勞動成果,即便是重大技術創新,在完善的專利制度下,研發者的收益得到了充分保護,消除了外部性,這很難稱得上是學術研究成果。所以,技術創新與研發的主體是企業、公司這類市場組織。企業、公司這類市場組織不會致力于學術研究、基礎研究。學術研究、基礎研究是社會賦予研究型大學的使命,這是社會組織分工的必然結果,不是由大學組織本身和大學內部人員選擇決定的。但這并不是說大學研發能力低于企業。研究型大學可能具有很強的技術研發能力,甚至強于企業,但是并不致力于普通的技術研發。

不同類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培養規律也不相同。社會既需要學術研究型、技術創新型、研發型人才和各類高級管理專業人才,還需要普通應用技術型人才,也需要處理一般事務的勞動者以及技術操作型專業技術人才,這應該分別由不同類型教育機構培養。一般來說,研究型、學術型人才、高技術研發人才的培養側重于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礎學科知識、基本理論的傳授以及研究方法的訓練,強調教育教學內容的理論性以及學術價值,并且需要經過多年的研究訓練才能完成培養過程,比如說要經過博士學位的攻讀。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培養強調要扎實地掌握專業基礎理論和技能,技術研究開發類人才的培養注重研究和創新能力的提升。這些類別人才的培養均須由研究型大學來承擔。普通職業型、技能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則強調對受教育者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技術訓練和培訓,這主要由應用型高校、職業技術院校承擔。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的人才培養功能不同,各類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分工是明確的。

培養創新型、研究型高級人才以及開展基礎研究和學術研究,這就是研究型大學的傳統核心功能?,F代社會中,的確有個別的研究型大學僅僅承擔傳統的核心功能,很少對企業和政府提供直接服務,不從事技術研發,專注基礎研究、學術研究與相關人才的培養。這就是人們心目中的“象牙塔”大學。這類研究型大學,其規模往往較小,人才培養質量、學術研究水平非常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是一個例子。施一公教授等人創辦的西湖大學也是這種類型。很多人認為西湖大學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施一公教授等創始人也是這么認為的。其實不然,施一公心目中的西湖大學就是象牙塔式的傳統研究型大學。但是,即便在歐美發達國家中,這類研究型大學也非常稀少,現代社會中大部分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都有所拓展。

三、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的拓展與其存在問題

盡管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是從事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基礎研究、學術研究,培養創造性高級專業人才、創新型人才,但是,研究型大學和企業的分工、研究型大學的功能邊界會隨著社會歷史條件變化而不同,隨著科技發展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事實上,研究型大學的功能邊界往往是模糊的,研究型大學的功能也可以適當拓展。

一方面,在現代科學發展、技術創新中,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的關系日益密切,現代基礎研究的范圍和內容極大拓展,不僅限于探索自然界的未知規律和基礎學科的研究?,F代重大技術研究和技術突破、經濟社會發展遇到的重大問題中,都會產生基礎研究問題。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在迅速發展,但是,人工智能技術背后隱藏的數學原理和規律是重大基礎研究問題。有時我們難以區分一項研究到底是基礎研究,還是技術創新。我們很難在各種研究成果、智力勞動成果的“譜帶”中給出一個清晰的位置,作為大學和市場組織的分界點。不同國家的研究型大學、同一國家的不同研究型大學,其功能邊界往往有較大差別,研究型大學并沒有統一的一刀切式的功能范圍。

另一方面,作為一類組織,研究型大學在人才培養和科研活動中都存在范圍經濟、規模經濟現象,有選擇地向其他類型的技術研發活動和教育服務方面拓展大學的功能邊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研究型大學的智力資源,提高整個社會人才資源的配置效率。

所以,研究型大學的功能邊界可以適當拓展,從事重大技術研發活動,甚至可以開展部分具有私人產品性質的技術研究活動和營利性教育活動。例如,工商管理碩士(MBA)與經濟學、管理科學等專業的學術型博士是兩類不同類型的人才,相應的兩類教育服務的屬性不同。學術型博士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其培養是具有很大外部性的教育活動,應該由研究型大學來承擔。理論上來說,MBA教育服務的外部性較小,應該由市場機制提供,可以通過專門的營利性教育機構來提供。但是,設立專于提供MBA教育的教育機構,其成本太高,造成教師等教育資源的浪費;而研究型大學具備這方面的師資,這類市場化的營利性教育服務由研究型大學組織一體化提供,不僅有利于提供高質量的MBA教育服務,還能節約教師和其他教育資源,提高整個社會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所以,研究型大學的教育功能可以拓展,可以承擔部分具有私人產品屬性的教育服務,從事部分營利性的教育活動,MBA教育服務就是一種。

現代工程技術進步、政府經濟社會發展決策、企業戰略管理決策往往需要以最新的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作指導。相對于企業等市場組織,研究型大學在基礎研究、理論研究甚至技術研究方面具有人才資源優勢。所以,研究型大學的科學研究活動也可以拓展,可以從事部分市場導向的技術創新研究活動,為政府和企業的決策提供咨詢、技術服務。這樣可以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大學的學術優勢和智力資源。這是對大學核心功能的拓展,也是人們通常理解的研究型大學“社會服務”功能的含義。

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的邊界曾經在多方面向市場拓展,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從計劃經濟時代到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我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長期處于短缺狀態,企業技術人才匱乏,不得不依靠高校解決技術難題,那時我們強調研究型大學要直接為生產建設服務、直接為企業服務,企業和大學的分工并不明確。相對我國當時的技術和經濟發展階段來說,基礎研究對于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并沒有直接的影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凸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經濟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正是研究型大學和國家科研機構引領了我國的技術研發與創新,創立了一批高科技企業,有的發展成規模巨大的上市公司,產生過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短缺,大多數適齡青年沒有機會進入普通高校學習。由于政府財力有限,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研究型大學經費嚴重不足,成為學校發展的桎梏,迫切需要通過拓展社會服務渠道獲取更多的經費,增加教師收入。研究型大學曾經舉辦過各種類型多種層次的成人教育、業余教育、函授教育,舉辦各種類型的課程班、培訓班,這確實為緩解我國人才需求短缺、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服務的需求做出了貢獻,也增加了學校的經費收入。所以,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的拓展、功能邊界的擴大,有復雜的歷史原因和客觀條件,在當時特定條件下也有積極意義,甚至是有效率的。

但研究型大學功能的拓展一定要適度,要有所節制,并且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及時進行調整;否則,會造成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的混亂與錯位。事實上,正如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邊界曾經向市場方向過度拓展,出現過功能定位混亂與錯位現象。高校不合理的合并、整合和擴招也是導致這一現象的另一原因。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我國進行了高校合并與管理體制改革,把部分非研究型大學、應用型高校并入了研究型大學。合并后的“研究型大學”規模巨大,各個院系的人才培養目標、研究目標和功能定位不一,教師的學術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專于承擔核心功能。

四、黨和國家對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功能的定位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增強,國家財政為研究型大學提供的教育經費、科研經費迅速增加,基本滿足人才培養與科研的需要;我國高等教育事業飛速發展,為企業和社會培養了大量的技術研發人才,企業研發力量顯著增強,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開展研發與創新,研究型大學的技術研發與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有所重疊,甚至有激烈的競爭和沖突,進一步明確研究型大學和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角色分工日益迫切,黨和政府及時對此進行了調整安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是推動創新創造的生力軍”,“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學是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基礎所在,也是科技創新人才的搖籃?!芯啃痛髮W要加強學科建設,重點開展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在2020年9月舉行的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明確要求“要加強高?;A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大型企業創新骨干作用,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發揮市場競爭激勵創新的根本性作用”“完善企業為主體的產業技術創新機制”的措施和政策,要求高校逐步實現與下屬公司剝離,原則上高校不再新辦企業。新時代我國國家科技發展和創新體系中,技術研發與創新活動的主體是企業,不是研究型大學?;A研究和基礎研究人才培養才是我國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

針對現代科技發展、技術創新的新特點和新時代我國面臨的實際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對研究型大學提出了新要求。2018年5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大學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加強對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的攻關創新?!?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把發展科技第一生產力、培養人才第一資源、增強創新第一動力更好結合起來,發揮基礎研究深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勢,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要強化研究型大學建設同國家戰略目標、戰略任務的對接,加強基礎前沿探索和關鍵技術突破?!?/p>

國務院在2015年10月發布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我國重點研究型大學都入選了“雙一流”高校建設名單。國務院在2017年1月發布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方案”“規劃”都強調研究型大學要以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基礎研究水平,提升解決重大問題能力和原始創新能力,圍繞重大科學問題和戰略技術問題開展技術研究,支撐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耙巹潯边€提出了“支持研究型大學開展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系統性保障措施。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尖端技術領域卡我們的脖子,對我們進行技術封鎖、圍堵。相對于企業而言,研究型大學有基礎研究、交叉學科的研究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要求研究型大學瞄準“卡脖子”的關鍵技術開展研究:“我國高校要勇挑重擔,釋放高?;A研究、科技創新潛力,聚焦國家戰略需要,瞄準關鍵核心技術特別是‘卡脖子’問題,加快技術攻關?!?021年4月考察清華大學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流大學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學術生態為基礎、以有效學術治理為保障、以產生一流學術成果和培養一流人才為目標的大學創新體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需要有一流大學群體的有力支撐,一流大學群體的水平和質量決定了高等教育體系的水平和質量[15]。研究型大學不僅要在國家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中起到引領作用,還擔負著為國家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培養師資隊伍的重任。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高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五路大軍”中的重要力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一直是我國研究型大學的重要使命,研究型大學是黨和政府的決策智囊之一。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講話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新時代我國研究型大學的核心功能是培養創造性高級專業人才、創新型人才,開展基礎研究、學術研究以及重大關鍵共性技術研究,為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提供智囊服務;新時代的研究型大學尤其要以國家重大需求為導向,聚焦“卡脖子”的重大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進行研究,并加強相關方面創新人才的培養。

五、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的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扭轉了研究型大學功能向市場方向拓展過度問題,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功能邊界范圍大幅度縮小,與企業組織以及其他類型大學之間的分工更加明確,功能更加集中,定位更加準確。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清晰、更突出,與國家發展的聯系更密切。由于新時代研究型大學更加專注于基礎研究、學術研究與高級創造性人才、研究型人才培養,研究型大學的本質特征更加凸顯。這是新時代我國國家治理水平提高的一個縮影,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以及多方面制度改革、完善的綜合結果。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研究型大學教育經費、科研經費增加,為研究型大學功能變化提供了堅實的經費保障和物質基礎。相關制度的改革、完善,規范了研究型大學及其內部院系和教師的行為,從多個層面確保研究型大學履行新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

在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階段,基礎研究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的聯系并沒有那么緊密。21世紀以來,我國的科技水平、研發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部分研究領域、產業領域已經處在或者接近世界技術前沿,但是,我國的整體科技實力同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基礎研究水平落后,缺乏重大原創性成果,這是非常突出的短板。而正在發生的新技術革命、產業變革多是由基礎研究的新突破所引領的?;A研究水平落后成為我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快速提升我國的基礎研究水平刻不容緩。研究型大學也就更有必要集中開展基礎研究和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其所擔當的歷史責任也就更加重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有關部門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研究型大學的財務、人事管理制度,確保了研究型大學按照黨和國家的要求進行功能定位。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改進加強中央財政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的若干意見》,2015年教育部發布《關于直屬高校落實財務管理領導責任嚴肅財經紀律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強直屬高等學校內部審計工作的意見》,財政部、教育部在2016年發布《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管理辦法》,在2018年發布《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管理辦法》,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這些文件中的措施與規定,一方面確保了國家財政為研究型大學撥付較為充裕的教育經費、科研經費,另一方面確保這些經費被真正用于人才培養和科研業務。黨的十八大以后,包括橫向課題科研經費和院系的營利性活動收入在內的所有經費,都納入學校財務統一管理,對這類非財政性經費的使用做出了詳細規定,嚴格管理這部分經費的支出,管理制度更加縝密,例如實行公務卡制度。政府有關部門加強了對研究型大學的財務審計,查處了研究型大學和教師在經費管理、使用中的不當行為,取締了校內院系的“小金庫”,對違規、違法使用經費的教師進行了嚴厲的懲處,個別教師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些措施和行動,從制度方面和財務方面堵住了研究型大學營利性的培訓與服務活動中的財務收支管理漏洞,杜絕了教師套取科研資金的現象,降低了院系和教師開展營利性教育活動和研究咨詢活動的激勵,不再鼓勵教師僅僅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而從市場中、企業中承接研究項目。2013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高校人才引進工作的若干意見》對教師的兼職行為做出了明確規定:“嚴格規范兼職兼薪行為”“禁止從事影響教學科研工作的兼職”。研究型大學責令教師辭掉在企業、上市公司的兼職工作;部分兼職兼教過多的教師受到嚴肅處理,有的被要求調離,有的被降低職稱低聘,有的則被要求提前退休。政府所實施的這些財務、人事方面的管理措施,規范了研究型大學、院系和教師的行為,營利性的教育培訓、市場咨詢服務、技術服務活動大量減少,教師兼職現象大量減少,研究型大學功能邊界縮小,院系和教師的注意力被集中到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上,較好地解決了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混亂和錯位問題。

六、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功能更準確定位的對策

目前,我國研究型大學功能定位中還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第一,要進一步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精神,糾正對研究型大學功能認識的偏誤。研究型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往往被簡單地理解為通過市場渠道直接為市場、企業和社會提供服務,有人甚至過度強調研究型大學為所在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這樣對研究型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的理解過于狹隘,把學術研究的經世致用簡單化、庸俗化。從本質上來說,新時代研究型大學專于承擔其核心功能,就是為國家和社會服務,這既是為當今社會服務,也是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服務。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研究型大學要把服務國家作為最高追求,要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我們應該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統一思想,從理論上、觀念上正本清源,正確地理解研究型大學“社會服務功能”的實質,摒棄“社會服務”就是簡單地直接為市場和企業服務的片面觀念,使研究型大學更加精準地聚焦于承擔核心功能,擔負起新時代賦予研究型大學的歷史使命。

第二,研究型大學要進一步嚴格相關管理制度,使所有的教師把時間和精力主要投入到本職工作中,確保研究型大學更好地承擔其核心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時間就是保護創新能力!要建立讓科研人員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機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院士們要更加專注于科研,盡量減少兼職,更加聚焦本專業領域”。研究型大學還需要進一步嚴格管理營利性的普通技術服務、管理咨詢服務以及營利性教育活動,盡量不要參與普通培訓班、課程班這類營利性活動的市場競爭與爭奪,其他高校和機構能夠承擔的營利性業務,研究型大學就不要再參與。研究型大學要把非研究型院系同研究型院系區分開,實行分類管理,財務撥款和教師收入實行區別對待,對于以基礎研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為主的院系,其經費和教師工資收入要更多地由國家財政撥款保障,同時,要對這些院系的社會服務活動和教師兼職行為實行更嚴格的管理。

第三,研究型大學要有計劃地控制、精簡學校規模。研究型大學承擔其核心功能的能力主要不是依賴于其規模之“大”,而是依賴于其質量之“精”。我國研究型大學普遍規模巨大,這無益于發揮其核心功能。要有計劃地做好研究型大學的“瘦身”工作,適度控制、縮減規模,尤其是要適度控制研究型大學招生規模。有的研究型大學本科生規模過大,有的研究生規模過大,還有的師資隊伍過于龐大,各個學校應該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加以控制、縮減,在提高師資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上下功夫。

(作者:曹淑江,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敏,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原載于《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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